杨振宁在韶山参观毛泽东故居时，有人好奇地问他：毛泽东算不算一位科学家？他当时如何回答的？

1973年7月19日，韶山冲的日头很毒。 稻田里的水被晒得发烫，蝉在屋后的樟树上叫得没完没了。一辆黑色轿车从长沙方向开过来，沿着土路颠了将近两个小时，停在了一座青砖灰瓦的院落前面。 杨振宁走下车的时候，衬衫后背已经洇湿了一片。 他抬手遮了一下阳光，眯着眼看了看那座院子。土砖墙，木格窗，屋檐不高，门框上贴着褪了色的对联纸。院子前面有一口池塘，水面很静，倒映着几棵柳树。 这就是毛泽东出生的地方。 杨振宁站了一会儿，没有马上进去。随行的工作人员也没有催他。 两天前，他刚从北京中南海的那间书房里走出来。那场谈话持续了九十分钟。一个八十岁的老人，一个五十岁的物理学家，从基本粒子谈到了庄子，从宇称不守恒谈到了辩证法。 那天晚上回到住处，杨振宁对杜致礼说了一句话。他说，他想去韶山看看。 不是外事部门安排的行程。是他自己提出来的。 工作人员有些意外。韶山在那个年代，接待过很多外宾，但主动要求去的科学家不多。何况杨振宁刚从毛主席那里出来，按理说该回北京继续学术交流才对。 但他执意要去。 7月19日上午十点左右，他到了。 走进堂屋的时候，光线一下子暗了下来。土砖墙很厚，窗户又小，屋里比外面凉快不少。正中间摆着一张方桌，几条长凳靠在墙边。桌上放着一只粗瓷茶壶，壶嘴有缺口。 杨振宁在方桌旁边站住了。 他低头看了看桌面。桌面上有几道很深的刀痕，横横竖竖的，像是常年切菜砍柴留下的。木头的颜色已经被磨得发白发亮，边缘的棱角全部圆了。 他伸手摸了一下那道刀痕的边缘。指腹沿着凹槽慢慢滑过去，没有抬起来。 然后他走到了灶台边。 灶台是土砌的，上面架着一口大铁锅，锅底黑得发亮。灶膛里还有一层薄薄的灰，不知道是多久以前烧过火留下的。铁锅旁边放着一把铁钳，柄上缠着布条，布条已经硬得发脆了。 杨振宁蹲下来看了一眼灶膛。 站起来的时候，膝盖响了一下。他今年五十一岁了。 随行的人员站在门口，没有进来。他们看着杨振宁一个人在堂屋里走来走去，不太说话，也不敢问。 卧室更小。 一张木床占了半间屋子，床板上铺着一层薄草席。草席的边角已经散了，露出里面干枯的草茎。床边有一张书桌，桌面上放着一盏油灯。灯盏是陶土的，里面早就没有油了，灯芯黑黑的一小截，搭在灯盏边缘。 杨振宁在卧室里做了一件事。 他开始用脚步丈量这间屋子。 从门口走到窗边，一步，两步，三步。走得很慢，步子放得很小，几乎是把脚尖贴着脚跟往前挪。走到窗边之后，他转过身，又从窗边走到床边，一边走一边低着头，好像在默数什么。 在场的工作人员互相看了一眼，没人说话。 杨振宁量完了长度，又开始量宽度。从床沿走到对面的墙壁，又是一步一步地走。 量完之后，他站在屋子中央，抬头看了看房顶。房梁是原木的，没有上漆，木头表面被烟熏得发黑。屋顶的瓦片之间有几处缝隙，能看见外面透进来的细细的光线。 他没有解释自己在做什么。 后来有人问过他这件事。他说，他想知道一个人成长的空间到底有多大。 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。但如果知道两天前他在中南海那间书房里经历了什么，就会明白这个举动的分量。 7月17日下午，杨振宁在周培源的陪同下走进了中南海游泳池住地。周恩来已经在门口等着了。 毛泽东坐在书房里的一张椅子上。身上穿着一件白色的睡衣，头发花白，面容清瘦。八十岁的人了，脸上的皱纹很深，但眼睛很亮。 杨振宁快步走上前，微微躬身，握住了那只手。 毛泽东没有寒暄。开口第一句话是，你现在在做什么研究。 杨振宁说，在研究基本粒子的结构。 毛泽东点了点头。然后他说了一句让杨振宁意外的话。他说，我读过坂田昌一的文章。坂田认为基本粒子是可分的，电子也是可分的。 毛泽东说，这个说法是对的。 一个八十岁的政治家，读过日本物理学家的粒子物理论文。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一些东西。 坂田昌一是日本名古屋大学的教授，1956年提出了坂田模型，认为强子由三种基本粒子组成。1964年，他发表了一篇关于基本粒子新概念的文章，主张基本粒子不是物质的最小单元，物质是无限可分的。 毛泽东读到这篇文章之后，多次在公开场合称赞。他说，宇宙从大的方面是无限的，从小的方面也是无限的。原子可以分，原子核可以分，电子也可以分，而且可以无限地分割下去。 这不是毛泽东第一次谈论基本粒子的问题。 1955年1月，他在一次会议上就说过类似的话。当时中国正在搞原子弹，钱三强、李四光都在场。毛泽东说，质子、中子、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，一分为二，对立统一，直到无限。 那时候夸克还没有被实验证实。说质子可以再分，在当时的主流物理学界看来是一种哲学猜测，不是科学结论。 但毛泽东坚持这个判断。 他的依据不是实验数据，是辩证法。 1964年8月，坂田昌一带着日本代表团来北京参加科学讨论会。8月23日，毛泽东会见了坂田。两个人谈了很久。坂田对毛泽东关于物质无限可分的看法非常兴奋，说要把这个哲学观点应用到自己的研究中去。 这件事在国际物理学界引起